生活在別處，租房子總是一個老大難問題，哪裡房租便宜？性價比高？能不能養寵物？包不包水電？有沒有成套的家具？甚至是如果有室友，室友是不是個沒有“奇異”習慣的人。
這篇文章的作者在香港八年，搬了十次家，她記錄下了幾次自己搬家的故事。她說，“可能是搬家與轉工、失戀相比，心理成本最低，每一次‘重新做人’只需要一個新的門牌號。”
你也生活在別處？我想你會喜歡這篇搬家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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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在貧富懸殊、寸金尺土的香港，住房一直是難題，有人花費千金換來豪宅，有人日日躋身狹小的套房、板房、天台屋。 攝：林振東
Airbnb 剛出來的時候，我正好剛把年假用完，哪裡也去不了。但還是每日午休都趴在辦公室電腦上，隨便鍵入一個城市的名字，一頁一頁看那一國的人住得怎麼樣，越看越有一種飢餓感，只覺得全世界都在寬敞明亮的大房子裡，從雅典到克拉科夫，從釜山到布宜諾斯艾利斯，好像人人都有看得見風景的窗，甚至本身已是風景的陽台。
這當然不可能是真的，只是我慾望不能滿足後，在心裡堆砌的蜃樓，誰讓我住在寸土尺金的香港，只能望梅止渴。在有 Airbnb 之前，我已經養成類似習慣：在本地房屋租賃網站上像看色情片一樣看我租不起的單位，並不需要在半山或是有海景，隨便一個市區一居室就可以花掉我三分之二的月薪，那往往還是裸房——“家具”就是一台空調，一個馬桶，有時可能有個舊冰箱。
然而就是在這居不易的香港，我竟像野草一樣長了八年，算起日子來自己也吃驚。八年，說短不短，換過幾個男朋友，幾份工作，但換得最多的，還是住的地方，剛好十次。那固然是客觀使然，租約到期，或新工作距離太遠，不得不另覓新窩；另一方面，也可能是搬家與轉工、失戀相比，心理成本最低，每一次“重新做人”只需要一個新的門牌號。
▲ 長洲。攝：陳焯煇
長洲“山邊道”
長洲“山邊道 2B”是我第三次遷居的門牌。搬去離島實屬意外，研究院畢業後，本來男友說好要從家裡搬出來和我租單位同住，可事到臨頭，他被家人勸服，決定把給別人交房租的錢省下來，好以後實現“結婚、買樓、湊仔”的香港三部曲。
就這樣預算從八九千驟降至四五千，搜索範圍從油尖旺、觀塘直接轉回新界村屋。男友有個同事住在長洲，每天搭輪渡來回上班，好像也很開心的樣子，我聽說後也動了心。在預算上又填五百，從碼頭一路直上，途徑馬會和觀音廟，租下一間四五百呎的小公寓，附帶房頂露台。
一住就是一年，日日在島上閒晃，連公共圖書館門口躺著的紅眼癩皮狗都熟悉我。如果不算交通，住離島還蠻舒服，朝早行下山在兩家名稱極相似的茶餐廳選一個——或者在“得得米線”吃，或者在“得得好”吃，連菜單都差不多。午間可以從圖書館拿本書去海邊看，餵飽蚊子以後回家打遊戲，晚上餓了，再頂風下山，去碼頭邊買碗滾燙的生菜魚肉湯溫暖一個人的夜。
可生活不只是吃飯與讀書，有日我丟了所有的鑰匙，島上鎖匠上門換鎖，一遍換一遍打聽我的工作、收入，大門搞定後，他忽然說要看看臥室門需不需要修理，執意要進去。我夏日本就汗多，那時硬是又嚇出多一層汗，直說男朋友馬上回家，幾乎趕他出去。那一晚我發了幾個夢，無非是有人上門行凶。醒來後，我忽然想如果噩夢成真，不知過多久才會有人發現我的屍體——男友那時已準備和別人共譜三部曲了。
剛好死約結束，我去仲介那裡交了鑰匙，房東多收了我五百塊，原因是天台我沒怎麼打理，長出大把雜草。再搬才發現實在苦差，幾個大行李拉下山簡直高危。可我在長洲的朋友老年人居多——你試試在白日的長洲找一個不是遊客的年輕人出來，他們都坐早班船出去返工了。一個阿婆建議我僱碼頭苦力，那是每天從船上裝活卸貨的壯年男子，上身赤裸黝黑，肩膀都是繩子勒出的紅印。我在碼頭轉了幾圈，實在無法開口讓別人幹這份苦差，只租了一架手推車，來回六次，終於大功告成——船到中環的時候，搬家公司的車已經在等我。我渾身臭汗，不住安慰自己如此可以省去額外搬家費1000塊。
▲ 佐敦白加士街。攝：林振東
佐敦白加士街
下一站不遠，是我在 expat 網站上看到的合租公寓。座標佐敦白加士街，走去百老匯電影中心，如果不迷路大概15分鐘。室友是個剛到香港的美國男孩。房東據說經營家俱生意，故此一室二廳都是精緻裝修。客廳牆上掛了一面大大的星條旗，室友每天坐在旗下的沙發上，研究如何衝出油尖旺。
他是剛從麻州畢業的經濟系學生，畢業後馬上找到位於香港的一家投資銀行的工作，月薪是我兩倍，但總是覺得自己窮，把佐敦稱為 ghetto。我們住的大廈，樓下有麻將房和夜總會，隔壁是上海街大牌檔，有次我要去廣州出差，清晨5點下樓，發現整條街的小吃店都已經開了——據此我推斷他所謂 ghetto，可能就是旺角的人間煙火吧。
但住得久了，漸漸我才明白，他的對比對像是愉景灣、赤柱他老闆和同事家，坐地鐵一站可以到 IFC 辦公室樓下的 expat 住宅區，而“住在佐敦”在他的圈子裡是蠻丟人的事情，就好像歐洲和東南亞的差別。剛搬進來的時候，他幾次邀請我一起逛超市，我以為要培養感情，久了他才說，ghetto 的商店可能看他是白人，要耍詐多收他錢，哪怕明碼標價他也疑神疑鬼。
▲ 沙田新城市廣場。攝：林振東
沙田新城市廣場
大概住在那裡兩三個月吧，因為性格實在不合，我戀戀不捨離開了佐敦。又打電話給搬家公司，來的是同一個司機，我和他說去沙田新城市廣場的時候，他語重心長教訓我：“家就是睡覺的地方，有一張床就可以了。你何必總要住那麼好，離地鐵遠一點，房子小一點，平很多。”我看看一室二房要住三個女生的新家，實在不明白為什麼這還算住得好，但明白他是好意，就靜靜地聽，還存下他的號碼，備註“綠 van 司機應該是好人”。
兩個女生很好相處，她們都是記者，一個輪早班，一個輪夜班，週末都在補覺，很難湊在一起。我記得我和其中一個女孩都喜歡吃辣，有幾次我回來的早，會去沙田中心的譚仔買米線外賣另加一個紅油木耳，等她一起吃。
沙田新市鎮是中文大學學生乃至畢業生常租的地方，因為離學校近，交通太過方便。一出地鐵，就是新城市廣場，第一期、第二期，然後又像八爪魚一樣由好多小商場蔓延出去。小型商場沒有 Zara、沒有周生生，店舖門口總是貼著 “final sale”，過幾天就換了招牌，衣服和飾品堆在一起，價錢要平過隔壁新城市廣場好多成。這裡的食肆也走經濟實惠路線，除了譚仔和他三哥，還有一些放題壽司和牛肉火鍋。每個小商場樓上都是二三十層高的住宅樓，這就是說想要回家的話，我們必須日日穿山越嶺行商場。
雖然從家到地鐵站出口只有8分鐘，可心理上那是一段很長的距離，要和無數人擦肩。最可怕莫過於週末和大小節日前後的日子，新城市的底座中央總會搭建一些旖旎的裝置藝術品，不是豔紫就是粉紅，蕾絲、紗網、蝴蝶結，一個不少。也有遊客會站在這些不知道是佛塔還是涼亭的東西前自拍，算是到此一遊的見證。或者曲裡拐彎行多陣，會有個小玻璃門領你去史努比樂園，也就是一個中型露台上的大型玩具擺設，每日都能看見有人在玩偶前排隊，不知道是等著做什麼。
早幾年新城市一期就有一家商務還是大眾書局，後來被趕去一田百貨樓下賣母嬰商品那層，走過去就已經累半死，尤其過莎莎那段路，偶爾要和路人行貼面禮。家居廣場宜家（IKEA）下面也有家專賣 lifestyle 書的小店，然後就是只播大片的 UA 沙田，如果不計沙田大會堂，文娛設施只得這麼多，說到底新界這方面的資源遠遠落後港九。
我們的房子是兩個女孩還是中大學生時候租下來的，畢業了，她們的工作一個在觀塘一個在黃竹坑，坐巴士過去，尤其夜班的時候，很辛苦。沒多久，我們就準備一起搬走了，她們目標向南，去到調景嶺，那房間大小適合白領上班族，又可以通去港島線或觀塘線。而且厭倦了人口密集的沙田市中心，去個只有一間超市的住宅區，聽上去還蠻刺激的。
▲ 大圍名城。攝：林振東
大圍名城、公寓式酒店、紅磡㓥房
我則因為在火炭工作，要留守新界東，開始從大圍到大埔看房。印像比較深是大圍名城的房子和馬鞍山的某公寓式酒店。兩處都是月租近兩萬的精品住宅，卻硬生生被中大、城大、浸大的學生改造成宿舍風——酒店臥室、客廳架起上下床，一個單位可以住五六個人，每個人平攤的租金於是只有三千左右；名城原本設計為書房的小房間變成單間，飄窗則改成沙發座，而大客廳架起窗簾又是一件臥室。我那時才發現身邊光鮮亮麗的中國學生原來居住得如此艱苦，很佩服他們的生存能力。
還有一次去到紅磡一個類似㓥房的單位，房間面積最多80呎，天花板低得讓人窒息。想要轉租給我的女孩好心介紹各種收納秘笈，從桌底、床下、門口、牆上變魔術一樣拉出一堆行李，我呆呆站在那裡，不知道怎麼拒絕她。從她的房間出來，沿著走廊走一圈，是個扇形，扇心是公用廚房和廁所，因為不通風，油煙就憋在過道；扇沿則是四五間類似我才剛參觀過那樣的小房間，床和小櫃子緊緊抱在一起。
一直到走到街口我才覺得從密室逃出來，燈火通明的黃埔花園外，食肆生意一家好過一家，已經快十點，店裡還是坐滿了年輕的學生，不知她們是太餓，還是不想回家。
後來我找到九肚山住宅區一個好房子，房東投資買房後出國工作，把房子低價租給自己的朋友，朋友又和我合租。山上的空氣格外好，離辦公室大概15分鐘腳程。不久，我工作的地方搬回大學，我又輾轉去太和、馬料水與朋友一起住，都是快樂時光，之後搬來搬去，直到暫別香港，都沒再離開新界。
臨時家庭，隨時重新來過
回想當初來香港的時候，我沒有料到自己會在這個都市駐足這麼久，總覺得可能要走，因此無論是工作還是私人感情，下意識地不願給予太多承諾，以備真的要走時，可以輕鬆上路。後來這樣已經成了習慣，別人聽起來好麻煩的搬家，我八年就搞了十次，每次只要半天收拾行李，因為覺得大部分東西都可以丟掉，搬到最後就是書和衣服，而如果需要，連它們也可以不要。
每次我都以為搬新家是重新開始的好機會，可以抹掉不喜歡的自己，重新寫個好故事，但還來不及提筆，已經有新的麻煩撲面而來——村屋裡的蟑螂、忽然要漲租的房東、壞掉的空調、要離開香港的室友……只好在本就糊塗的人生中，繼續寫更加荒誕好笑的篇章。而我以為只是我人生短短一站的香港，就這麼緊張密集地滲透了我的生活，悄悄藏在縫隙裡。
某程度上這有點像先結婚後戀愛的老電影，或是哈金小說結尾的恍悟，身邊人才是最好的。整個都市來來往往，歷來流動率高，天南地北的遊子搭伙討生活，都明白暫無可能買樓置地，於是東拼西湊建造臨時家庭。聽朋友說起在北京常常被房東或仲介欺騙，就暗自慶幸香港終究還在的契約精神。而在歐洲一到晚間與週末就斷飲斷炊的慘景，方讓我明白可以什麼都丟掉再隨時重新來過的香港，其實真是絕無僅有。
雖然我已經掉了七個手機，但感謝 google contacts，如今身在異國，我還是能在通訊錄裡找到“綠 van 司機應該是好人”、沙田中心譚仔外賣電話，和大部分室友與鄰居的聯絡方式——不知大她們是否還記得那個邋遢混亂的我？
